中国是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大国，在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连接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这些管理思想以及实践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有着深刻且不可磨灭的联系，海真乾元文化认为要把优秀的古代文化与企业管理实际结合起来，促进企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中人并非机器，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以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是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

 我国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人的心理观念、道德准则以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多变，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也存在多种多样的不同，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人文背景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常常与科学管理制度要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在我国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很大影响，研究传统文化对我国管理方面的影响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修己”和“安人”，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其管理思想的逻辑演绎，将家、业、国、天下的管理只看作是人口和范围的不同，而管理的模式和方法没有本质的差异，对家族的管理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以家族管理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以伦理文化为基础的家族管理思想与西方制度化科学管理理论不同，西方管理强调理性准则，不论亲疏远近，一律用统一的组织制度和纪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而伦理型管理是以由已及人来看待社会，把治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及管理方法运用于企业及国家管理中，要求企业成员要象父子、兄弟一样相处，结果导致了在管理中讲人情、讲关系，平均主义大锅饭。

虽然这种管理方法企业内部人际关系比较融洽，但内部交易成本太高，企业对员工饮食起居、生老病死考虑的较多，领导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人的思想工作，结果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是不高，企业经济效益较差，企业目标变成了社会福利目标。 

我国企业在创建企业文化、提高竞争力时，除了学习和引进国外企业文化外，还有必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瑰宝，“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进入企业的能人，不能够及时公平地提拔重用，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不能形成庸者下、能者上的用人机制。若老板及其管理者凭优越感而滥用权力，亲疏分明，就会造成大多数员工有怨言，因而这类企业当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其弱点非常明显，导致企业不攻自破。

“人为邦本”；关于对象管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能动、*活跃、*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管理当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 

“人之能群”；关于管理组织，现代管理在组织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事效率、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海真乾元文化所推崇的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

正如海真乾元文化所推崇儒家所提倡的“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石，它所包含的家族主义倾向在现代管理中已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来说，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密切配合，在工作当会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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