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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上海电影发布关于电影《攀登者》票房的公告称，截至2019年10月6日，上海电影预计来源于参与发行的影片《攀登者》的综合收益暂为人民币700万元至1700万元(最终数据以实际结算为准)。

《攀登者》已于2019年9月30日起公映，据初步统计，截至2019年10月6日24时，该影片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7日的累计票房收入(含服务费)约为人民币7.61亿元(最终结算数据可能略有误差)，海外地区的累计票房尚在统计中。截至2019年10月3日24时，《攀登者》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累计票房收入(含服务费)已超过上海电影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的50%。

对此，上海电影表示，影片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最终票房收入以各地电影院线正式确认的结算单为准，最终结算数据与当前预估可能略有差异。但鉴于影片还在上映中，相关收益将随着票房增加而相应增长，上海电影将按规定持续披露信息。

影片《攀登者》带大家回顾了1960年、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历史故事。

其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气象学家更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的确，登顶珠峰的背后，气象保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不过，影片中展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部分故事因剧情需要也未能正确还原历史。

为此，我们找到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名誉主席高登义为大家讲述当年我国登顶珠峰背后的故事。

经高登义先生证实，《攀登者》剧组的确找到他作为剧中章子怡饰演的气象学家的人物原型。他1966年担任中国登山队登山气象预报组副组长，197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珠峰科学考察队大气科学组组长和中国登山队登山气象预报组副组长，先后组织和参加青藏高原、南极、北极和西太平洋等科学考察40余次，是我国第一个完成地球三极科学考察的人，他长期从事高山、极地和海洋气象科学考察研究，开创了《山地环境气象学》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位十分受敬重的科学家。

01

从1921年开始，外国登山队多次尝试从北坡攀登珠峰，每次都遭到失败。人们称从北坡攀登珠峰为“死亡之旅”。

1924年8月6日。英国登山队在到达8500米附近的第二台阶时，因氧气不足被迫下山，队员马洛里和欧文坚持继续前进，一去不返，成为世界登山史上的“马欧之谜”。

直到1953年5月29日，英国登山队两名队员希拉里和丹增从南坡登上珠峰，人类才首次站在了地球第三极上。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登山不仅仅是登山运动本身，更是宣示主权、边界谈判的重要依据。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三位登山队员登上了世界之巅，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

中国新华社代表我国政府发布《人类第一次战胜珠穆朗玛峰北坡天险 我国登山队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喜讯，苏联、英国、日本、法国、印度、尼泊尔、保加利亚等国登山协会发来贺电。

但这次壮举，因登顶时间是在凌晨4点，没能拍下照片，当时一些国家质疑中国人是否真的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

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再次攀登珠峰。

02

1966年，年仅26岁的高登义接到一项绝密的科研任务：参加当年从北坡攀登珠峰的科学考察。

高登义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天气动力学专业。他这次赴珠峰的任务，是研究和考察珠峰地区的天气特征。当时在国际上，山地环境气象学还是一个空白领域。

与此同时，1966年登山队的任务主要是为1967年正式登顶做好气象保障准备和运送给养物资到8100米营地。

在这次行动中，高登义获得了另一个机缘，他受登山气象组邀请，担任气象预报组副组长，专门负责高空风的预报。

这个机缘也成了他科研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当时中科院只做研究，不搞天气预报。这次机会让他在研究之外，有了更多实践。

“高海拔地区风速很大的时候，大风会把人体热量带到空气中，使身体感觉到的气温比空气实际温度更低，这种感觉下的温度也被称为‘体感温度’。”高登义说。观测统计表明，体感温度低于零下30℃时，登山者就有冻伤的危险。

为捕捉珠峰7-9千米风的变化，高登义自制了四个预报工具。

根据他的工具测定，1966年4月23日可能有一次冷空气带来大风。但毕竟初出茅庐，“这个大风大概有多大？维持多久？”面对组里抛出的一连串问题，他并没有把握提供确切数据。

在此之前，中国登山队只踏上过珠峰一次，没有留下多少历史气象资料，仅靠简易的工具，不到30岁的高登义回答不出。结果，大风没有被列入预报结论。

22名向山上运送物资的登山队员如期出发了。登山队张俊岩副队长带队从7600米高处往上出发时遇到大风，于是开始往下撤。

下撤时，正好经过大风口，狂风呼啸，空中犹如下刀子，结果4个人的登山包被吹到山崖下去，16个人手指、脚趾都有不同程度冻伤。

“有人手指被截断了，有人脚趾被切掉了，还有的鼻尖没了。”看到他们冻伤的手指脚趾被锯掉，高登义流泪了，“我希望他们能批评我，因为这本是我负责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一个老同志说：“我担心明年的登顶任务能不能完成。”从那以后，高登义下决心一定要把登山天气预报做好，不让事故再次发生。

03

这次事故之后，高登义注意到，在珠峰7500米左右的这个大风口，有一条狭窄的地形通道，呈东西走向。

每当有西风或西北风时，这里风速比相同高度的其他地方快1至2倍，登山者往往在这里被冻伤，或坠入谷底。高登义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所谓的“狭管效应”（指流体在运动过程中，因通道突然变窄而产生加速流动现象）。

这次为1967年正式登顶运送给养的行动，在两个月之后顺利完成，高登义对珠峰的天气状况也有了初步认识。

他在珠峰进行气象资料收集的笔记，引起了气象学家陶诗言的重视。他鼓励高登义将其写成“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文章，并要高登义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珠峰山地特殊气候的规律。这成为我国山地环境气象学创立 的起始之点。

“当时登山队员对我们说，他们登山时，常常感觉到下午的风比上午大，但是没有理论依据。”高登义把青藏高原上的地面气象资料拿来分析，结果发现，青藏高原上的地面风速，随着海拔高度增加，下午的风速越来越比上午的地面风速大。在珠峰8000米高度，地面风速下午比上午要大约6级，也就是说，如果早晨起来没风，下午就会有6级风。

“我行文给登山队，提出一个‘早出发、早宿营’的行军规律。队员登山早晨4点出发，下午4点必须停下来。这个规律被登山界采纳了。”高登义说。

但是，原定于1967年正式登顶珠峰的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一直被推迟到1975年。

04

1975年春天，中国科学院再次派出珠穆朗玛峰登山科学考察队，与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配合，进行大气科学、地质学和高山生理学的综合科学考察，并测绘珠穆朗玛峰的精确高程。

这一次，高登义在担任大气科学组组长的同时，还任登山气象预报组副组长，并身兼科考队学术秘书，与登山队联系。

登山气象预报组在珠峰大本营合影

当时，科考队最高能登到6500米。刘东生先生提出一个任务，从珠穆朗玛峰顶一直到大本营，甚至于珠峰周围，都要采集冰雪、生物样品和土壤样品，他要研究珠穆朗玛峰环境本底的情况。有了这些以后，就可以研究珠峰环境的变化了。

“关于这次登顶，我们大本营预报有两个好天气时段：一个是4月下旬，一个是5月中旬。”高登义回忆，“登山队按照我们的预报，把登山主力队员分成两部分，准备分别利用4月下旬和5月中旬的好天气登顶。倘若第一小组失利。第二小组在5月中旬还可以再作尝试。”

可是4月18日，国家体委发来电报，说是根据某某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以后没有好天，登山队务必于5月7日以前完成登顶任务。

“这个电报命令下达以后，王富洲政委、许竞副队长就拿着这个电报到我们气象组，跟我们商量，你们报4月下旬和5月中旬是好天气，可是5月7日雨季就来临了，你们所报的是不是有问题？”高登义从1970年前整整90年的历史资料中发现，珠峰的雨季从未在5月上旬出现过，“后来我们一问，没有单位做过雨季提前来临的预报。”

不同意也要同意，因为这是命令。不顾气象组同志的反对，登山队把已经分开的两组主力又集中到一起，组成一个突击队，由邬宗岳任突击队长。

05

4月22日，突击队离开大本营出发了。

在珠峰大本营，中国登山队政委王富洲与队友握手告别

5月2日，邬宗岳在从8100米往8600米走的时候出事了——他负责拍摄拍，当时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便对队员说“你们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拍你们”，就把结组绳解开了。

按规定，8000米以上是不许解结组绳的。但他是队长，他下令“你们必须要赶紧冲”。当时时间紧迫，5月7日要完成登顶任务，他的命令也有道理，所以藏族队员大平措就带着其他16个人往前走了。

但邬队长一直没有跟上来。天很晚了，大家把电筒打出来，给他照路，后来还把羽绒烧了给他指路。可是一个晚上邬队长都没上来。

第二天早晨史占春队长下命令：返回去找。在8200米左右的地方，队员发现了邬宗岳的电影摄像机和登山包，整整齐齐地放在悬崖边上，旁边有一个滑坠的痕迹。

根据老登山队员分析，邬宗岳有可能由于高山缺氧产生幻觉，认为到了帐篷。他进帐篷了，结果滑到了山下。

06

这次登顶的实际天气状况，与上级的指示正好相反。从5月3日开始。大风一直刮到5月7日下午，突击队仍然在8600米高度受阻。

大本营立刻根据山上队员的身体状况，重新任命了一位突击队长，命令他们5月8日赶紧往上冲。

5月8日确实风非常小，可是他们冲不了。因为邬宗岳队长没找着，登顶路线图在他手上。

当时找不到路线，又有高山反应，而且山上什么吃的都没有了，队员冲锋了两天也没能上去。时间拖得太长，5月10日，登山队不得不在小风的好天气下往下撤。

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日本女子登山队正在南坡登山，并利用5月8日到5月17日这段时间的好天，在5月16日由夏尔巴族人带上去了。

平时，大本营挺热闹的，每天要广播，革命歌曲都要唱，后来都停了。因为邬宗岳队长找不着，大家心情都很不好，同时也在担心，现在没有登上去，以后还有没有好天气呢？

王富洲、许竞安慰登山气象组高登义等人：“你们预报得还可以，是不是再好好预报一次？”

06

那个时候离雨季已经很近了。

登山队下撤后，高登义开始静下心来分析高空风历史资料，和登山气象预报组李忠等认真分析，并每天在绒布河谷施放6至8次无线电探空气球。

终于，他们预报5月25日至29日还有一次小风好天，可以登顶！

根据这次预报，1975年5月27日下午2点30分，中国登山队成功登上珠峰，并拍下了登顶的照片，从此完全得到国际登山界的认可。

中国登山队还将两件东西留在了世界最高峰上——

一件是用来测量珠峰高度的红色觇标，一直到1988年之前，世界上所有的登山队上去以后，都要和这个觇标照个相作为证据；

另一件是架设在8500米高度峭壁上的梯子，后来各国登山队都称之为“中国梯”。

在峰顶，9名队员配合科考，进行了许多科学实验，其中长达90分钟的无氧生理实验，获得了对高山病预防与治疗研究极有帮助的数据。

登顶队员采集了从5500米到峰顶的冰雪样品近百件，在刘东生先生的领导下，完成了珠峰环境本底状况的分析研究。这意味着，我国从1975年开始，就有一条珠峰的环境曲线，来表示世界最高峰的环境变化，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觉得当时登上去后有三件事做得非常好：一个是测量珠穆朗玛峰的高程；一个是取得了环境样品；一个是在珠穆朗玛峰顶上第一次测量了人的心电图，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张。”高登义说。

1975年7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这一精确数据，立即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各国的承认，很快成为世界地图和教科书上的权威数据。

07

从1966年开始，高登义将大气环流方面的理论与喜马拉雅山脉局部地区的天气和气候特点结合起来，用于攀登珠峰的长、中、短期天气预报，并开创了中国山地环境气象学。

登山家王富洲等曾以登山队党委的名义致函中科院大气所，称赞高登义是“登山天气预报的诸葛亮”“西藏气象的眼睛”。而愈是这样，高登义对自然就愈敬畏，因为他时时在感受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

“1966年，我刚去的时候很年轻，仅仅26岁，朦朦胧胧当中，我认为征服大自然是可以的。”高登义说，“但是后来，我去了8次珠峰地区，特别是1975年以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珠穆朗玛峰的气候有自身固有的规律，我们只有认识它越深刻，才能利用得越好。”

同样的道理，人类不能只想着要征服大自然，而应该去了解大自然，认识大自然，更要适应大自然。

“与天知己，其乐无穷。”这是高登义在大半辈子探险、科研生涯中悟出的人生真谛。

阿来在杜甫草堂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李强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2018年9月20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台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阿来也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的作家。那是一个金秋，阿来面带笑容，心情舒畅，在领奖台边与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他第一时间的感受：“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自此，来自四川马尔康的阿来，被中国文坛所重点铭记，也揭开了他和他的作品走向世界的步伐。

命运的节点往往一环扣一环。就在前往北京领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期间，阿来接到了一位资深电影人电话。电话是关于邀约他写一部关于励志电影剧本，作为新中国成立70年的献礼片，在2019年的国庆档上映。阿来答应了。从北京领奖后，来不及好好休息的阿来，马上进入了创作的状态。阿来有信心写好这部电影。几年前，阿来就曾采访过1960年上过第二台阶的四个登山英雄，本来就打算创作。之后他还去往拉萨，在西藏的登山学校，通过学校联系到1975年及其之后多次攀登上珠峰，攀登上世界所有7000米以上的所有高峰的西藏登山队的历代的队员。这其中有登顶成功的人，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但付出很大代价的攀登者。最终，阿来拿出了电影《攀登者》的剧本作品。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作为一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亮相大银幕。

“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扉页上的寄语。在阿来看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要去发现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

阿来在“封面开讲了”

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从电影《攀登者》可以感受到，阿来对儒家入世刚健精神的推崇。而在阿来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经典对他的滋养。9月27日下午，在“封面开讲了”的讲台上，阿来分享了他对杜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从杜诗中看到唐代的成都，乃至到当下的成都。在阿来阐述看来，杜甫是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活做出非常生动的刻划和文学记录的第一人。杜甫写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用伟大的诗歌提炼出里成都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自然禀赋，成为给成都人文之美和成都的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最早的那个人。阿来讲述得非常动情。“冬季草木昌。晚上太阳都落了，还很热闹，有笙和箫的声音。杜甫对成都一见倾心。”阿来的解读，也给我们深有启发。他能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照，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加深自己对当下所生活时代和社会的细微认知。

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好作品，或许还比较常见。但要一直保持好的创作状态，新作不断，才真正彰显出其实力。2018年，阿来完成地震题材文学作品——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为何十年后才出手写？当年在地震现场目睹种种惨状的阿来，从那时起就不断思考人该如何面对死亡的方式。“汶川地震中，我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生命洗礼，对生命、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震后第一天就写，只会写出单纯的悲伤和黑暗。但是文学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为何叫“云中记”？“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云中记，三个字显得很美很空灵，阿来说，“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

阿来在“封面开讲了”

“故事沟通世界”

是金子总要持续发光的。近些年来，阿来的作品从四川出发，走向全国，也正收获他在世界上的知音。2018年11月17日，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作协创研部、四川省作协、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承办的“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举行。在吉狄马加主持的开幕式之后，莫言主持了第一场研讨会。陈晓明、何向阳、孟繁华、谢有顺、潘凯雄等国内一线资深文学评论家，以及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印度等国家的评论家或翻译家，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学术角度，研讨了阿来的文学世界。同日下午，在北师大教授张清华和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主持下，来自十来个国家、几十位中外评论家、翻译家先后发表高见。阿来的诗意写作、在文体边界的开拓，以及对精神事物的思考，成为众评论家一致关注研讨的对象。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阿来已有多部作品享誉中外，其《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意、俄等二十余种语言，在世界被广泛翻译和传播。2019年 8月21日，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开幕第一天，由孔子学院总部、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联合主办的“‘故事沟通世界’——阿来对话30国汉学家”活动在该博览会上举办。在现场阿来讲述了他酝酿新作品《云中记》十年的创作经历，以及他对于生命、文明的思考。阿来表示自己也是个“译者”，“从事文学写作三十年来，每一次写作实际上也经历了一次翻译的过程，从藏语方言，到藏语普通话，再到中文普通话，这也是在脑海中的一个翻译的过程。”阿来风趣的自我介绍一下子和在座各国汉学家拉近了距离。他表示，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也包括不同民族文化背景、思想内涵的交流。

四川文学有自己的传统

身为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对四川文学的发展，熟稔于心，深有思考。在国庆节前夕，在作协的办公室里，阿来对封面新闻记者侃侃而谈，仔细梳理在过去70年内，四川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轨迹，“以我的阅读判断看来，除了存在世界文学的大传统、中国文学的大传统，四川文学其实也有相对小的自己的传统。在小说领域，早在30年代，在中国文坛著名的四川作家艾芜和沙汀，就写出非常好的作品。李劼人的大河小说，马老（马识途）的革命文学创作，都带给大家惊喜。马老首先是一位革命家，然而也写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夜谭十记》《清江壮歌》等。改革开放之后，四川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好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四川的诗人群体，尤为在全国瞩目。最早写农村改革开放的就是咱们四川的周克芹《徐茂和他的女儿们》，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四川作家王火、柳建伟、麦家，以及我自己，都获得了茅奖。”阿来还提到当下的网络文学，“四川的网络作家队伍，也是比较强的，我认为，实力排到全国前三没有问题。”

阿来给读者签名

阿来提醒我们关注，那些能抵挡住物质和名气诱惑的年轻作家，“往往被商业更容易成功的那些功利写作遮蔽住了。”他提到最近四川冒出来的一个文学新人：周恺和他的长篇小说《苔》。“这是一部以乐山近代史为背景的作品。周恺作为一个年轻人，相关知识和细节，都写得如此扎实。而且年轻人显示出对文学有高度的追求，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看得出他在地方史上是下了足够多的功夫的。而且不光是史料，他对文化本身和语言本身有自己很不错的思考，显示出很大的气象和追求。”